诱惑之道途

    这一身份站立在郭靖身边。

    黄蓉本人是蔑视礼教，国家民族的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但是因为自己的丈夫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共同壮烈牺牲。这是民族大义，我们难以说什么。但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郭靖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自然加以反对，但是以黄蓉蔑视礼教的本性却加以反对，甚至更加激烈呢？居然作出偷窥小龙女和杨过同居一室是否逾礼的行为。难道真的应了“结婚前的女儿是珍珠，结婚后的女人是鱼眼睛”这一句话？从根本上追究，这当然是“出嫁从夫”的影响。很奇怪的是，黄蓉本来不受礼教约束，怎么结婚后便遵从起礼教的“三从四德”来了？

    在《碧血剑》中，温青青鼓动袁承志去寻宝，主要源自自己对金钱的热爱。遭到袁承志的训斥后，她用帮助闯王这样的理由说服袁承志去寻宝。实际上，她对闯王事业的理解恐怕几乎是没有的，热衷寻宝是出于自己的私心。但是寻找到富可敌国的宝藏后，有这么一段话：

    袁承志道：“这些宝物是明太祖当年在天下百姓身上搜刮而来，咱们用来干甚么？”青青和他相处日久，明白他心意，知道只要稍生贪念，不免遭他轻视，便道：“咱们说过，寻到财物，要助闯王谋干大事，自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袁承志大喜，握住她手，说道：“青弟，你真是我知己。”

    这一段话几乎可以说奠定了以后的金庸小说里的正邪恋的模式。抛开道德因素的影响，这种女性在爱情的驱使下对男性的附和和服从心态，是早已深刻打上了男尊女卑的烙印。金庸选择这样的模式，一方面是现实的细微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金庸本人潜意识里男尊女卑影响的结果。

    张翠山和殷素素成亲之后，殷素素表达了对她丈夫的人生准则的臣服：“小女子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随我夫君行善，决不敢再杀一人。若违此誓，天人共弃。”　这种对丈夫道德的臣服，来自于在爱情驱使下对丈夫的盲目的顺从。赵敏走得更彻底，抛弃了自己的民族、家庭、宗教，几乎抛弃了自己的一切。抹煞自己旧我的一切痕迹，为自己的心上人打造一个全新的自我。用脱胎换骨的重生的惨烈来换取爱情角逐里的胜出。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赵敏除了张无忌一无所有，她的一生将作为张无忌的妻子终结。

    再看小龙女和杨过的恋爱。在终南山重阳宫里结为夫妇之后，从原来的“姑姑与师侄”的角色迅速转变成为“丈夫与妻子”的角色。小龙女从原先居高临下的“姑姑”变为了“妻子”，杨过则从“师侄”转变为被妻子仰视的“丈夫”，两人的心态都发生微妙的变化：

    杨过低声道：“你指挥蜜蜂相助，咱们闯将出去。”小龙女做了杨过妻子，听到他说话中含有嘱咐之意，心中甜甜的甚是舒服，心想：“好啊，他终于不再当我是师父，真的当我是妻子了。”当即应道：“是！”声音极是温柔顺从。

    小龙女满心的欢喜来自于杨过心态的变化。以结婚为分界线，结婚前女强男弱变为男强女弱。作为丈夫，杨过自然而然地变为居高临下的人（这种变化不是他刻意的，他自己本身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他只不过是潜意识里接受了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女性则迅速转化为站在丈夫背后，仰视丈夫的角色。比起杨过，小龙女对这种世俗的婚姻模式的感受更敏锐。因此，她才如此敏锐地把握住杨过的心态变化。不可忽视的是，传统对女性的影响是多么的强大，也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将自我的幸福感和踏实感系在丈夫对自己的吩咐下，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可见一斑。也许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理解少妇黄蓉为何会遵从礼教的“出嫁从夫”。

    必须指出的是，金庸安排这样的模式并非是刻意为之。一方面，这样的模式出自男性作家一己以及群体的想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女性自我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把其纳入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模式在表面上看起来是现实女性心理的反映，但是在背后是几千年来女性被传统构建成女性的悲剧。恐怕最悲哀的事情不是沦落为奴隶，而是身为奴隶对奴隶的身分得到自我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特例――《天龙八部》里的天鹫宫。这是一个受伤的女性结合的群体，因为男人而受伤的她们结合成一个仇视男人的女性同盟。她们共同拥有创伤记忆而形成彼此之间的姐妹情谊。但是，这个纯粹的女儿国里，不存在创伤记忆被治愈的情况。姐妹情谊只能加重她们的创伤记忆，而非治愈。直到虚竹的介入才使这个女儿国的女性的创伤记忆得到治愈。这个寓言隐约含有的主题似乎就是一个纯粹的女儿国是不可能存在的，或者存在也是不正常的存在。失去男性，女性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对男性日益深重的仇恨不过是对男性的依附的另一方面的反映。只有男性介入这个女儿国，她们才能获得正常的生活方式。

    七、东方不败

    因为章名太长，所以写在这里：

    ——被阉割的男性、被扭曲的女性气质

    《笑傲江湖》里存在一个独特的群体——即以东方不败为代表的自宫的男性，包括岳不群、林平之。为了获得最高的武学奥秘，借以获得至高的权力或者达成自己的心愿，这个群体的男性用一种匪夷所思的甚至是残忍的方法来学习《葵花宝典》。

    他们如愿以偿地获得了武技上的迅速提高，甚至掌握了莫大的权力，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失去了性别，在这个由男性掌握了话语权的世界里，他们成为“他者”。不仅遭到男性的排斥，也遭到女性的排斥。史书美在《性别与种族坐标上的华侠省思——金庸·徐克·香港》论述了东方不败的形象以及这个形象背后隐含的性别政治：

    “其不阴不阳的性别模糊地带也即是非人性非理性的冷酷的象征。

    “他的出现对以令狐冲为男性的表率（身怀绝技之多情侠隐之人）和以任盈盈为诸女性的表率（有适当的才华和适当的娇羞的女性）　的性别秩序有着相当不安定的作用。他的不男不女，他的丑陋和颓废，他的无法被归类，他的不可思议，令狐冲只能以两性秩序井然的观点排他于秩序之外的‘他者’之境，即是变态同性恋者，也是阴险毒辣的大魔头，不仅是已丧失了人性，更是充满‘妖氛鬼气’，有着‘妖异模样’，令人‘恶心’，更加‘越看越是心中发毛’直称他为‘老妖怪’、‘男扮女装的老旦’。此时，性别境界模糊的东方不败已然被纳入‘妖魔’之境，人情之境的逻辑已无法适用于他，从而变成了绝对‘他者’的代名词了。……东方不败这一符号的建构，是经由性别错乱的载体而展现为极致，暗指《笑傲江湖》中对政治人物的讽刺中隐含的对性别越界不甚苟同的基本立场。“东方不败之不忘义不忘情之举，却因他的诡异的性别错乱而变成不可理论的一部分，全然被他者化，而不是人性某些美好质素的保留与展现。”

    在上述论述中，史书美注意到了东方不败的性别模糊——不男不女，不阴不阳。但遗憾的是，作者并没有继续挖掘下去，他忽视了这个性别模糊下面隐藏的父权制社会中的性别歧视以及棒棒崇拜论。

    东方不败的丑陋、可怕、变态、恶心，是从令狐冲的眼光里映射出来的。令狐冲的眼光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令狐冲本人是这个男性掌握话语权的世界——江湖世界里很具有代表性的男人，可以说是男人中的男人；第二，造就这个江湖世界的作者是男性；第三，长期以来读者的普遍心理沉淀形成了男人应有的形象。

    用男人的眼光来打量东方不败，他自然不是男性的，因为他不具备男性气概。但是，在《性别与种族坐标上的华侠省思——金庸·徐克·香港》一文里作者忽视了东方不败的变态妖异不是因为他的不阴不阳，而是在于他身上多了原本不应该有的“阴”，也就是女性气质。试看《笑傲江湖》里对东方不败的描述：

    “一进门，便闻到一阵浓烈花香，见房中挂着一幅仕女图，图中绘着三个美女，椅上铺了绣花锦垫。”